男方称“入不敷出”，要求减少抚养费。

沈桦与金谨于2016年登记结婚，婚姻期间生育了女儿小琳。2018年，沈桦与金谨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，协议约定：小琳由母亲金谨抚养，随其生活，沈桦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，抚养费可根据当地生活水平作适当上调。教育费、医疗费由沈桦支付80%、金谨支付20%，付至小琳完成学业止。

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，各行各业受到不同程度冲击，沈桦的生意也遭到一定影响。沈桦认为，他的收入较以往有所下降，那么之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抚养费数额，也应跟他的收入一样等比“缩水”。于是他找金谨商量，要求减少每月支付的抚养费金额，被金谨拒绝。

经多次协商无果，沈桦以受疫情影响导致生活困难，收入减少为由，向柳北区法院起诉，请求法院判令减少离婚协议中约定给付的抚养费，教育费、医疗费承担比例改为父母均摊。

金谨作为女儿小琳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。

调解无果，法院判决驳回男方诉请

2021年7月，柳北区法院对这起案件开庭审理。

庭审中，法官向沈桦、金谨解释说明了抚养费的主要用途，以及按时向孩子给付抚养费的利弊，多次尝试引导双方进行调解，希望能缓和双方矛盾。但双方始终各持己见，不同意调解。

沈桦说，双方签订离婚协议时，他是迫于金谨不准予探望小琳的压力签订的，存在受胁迫情形，协议内容应为无效。疫情前，他的收入还算稳定，故按照协议约定，向小琳支付了一段时间的抚养费。但是疫情暴发以后，他经营的生意基本属于歇业状态，收入水平较以往明显下降，日常生活靠东挪西借维持，同时须还房贷、民间借贷及预支的信用卡等，而此时金谨擅自替小琳选择了学费昂贵的私立幼儿园。鉴于以上情况他多次找金谨协商，希望能减少抚养费，调整教育费、医疗费的负担比例，但协商无果。他为寻求法律途径解决，故从2020年5月起暂停支付小琳的一切费用。

金谨辩称，离婚协议记叙内容是沈桦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是经沈桦修改后最终确定的，沈桦在签订协议时未存在被胁迫情形。疫情发生后，沈桦从事经营的行业受波及不大，收入情况并非如沈桦所言严重恶化。小琳入园时年纪尚小，公立幼儿园不收，所以才读了一个学期的私立幼儿园。而且小琳出生以来体弱多病，看病、买奶粉等日常开销较大，她不同意减少双方已在协议中约定的抚养费金额，也不同意变更医疗费和教育费承担比例。

经审理，柳北区法院认为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，沈桦主张其因受疫情影响，背负巨额债务，且处于失业状态，无力支付女儿每月2000元的抚养费，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；沈桦主张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受胁迫的情形，并非其内心真实意思表示，但也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。法院对沈桦减少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。

目前，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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